铁窗隔不断服刑人员的“文艺梦”


 发布时间:2020-10-20 22:05:42

管理漏洞: 废弃建筑未及时拆除阻岗哨视线 管理趋势: 广东计划试点集中关押高危罪犯 记者昨日获悉,北江监狱发生罪犯越狱事件后,广东检察机关已依法对北江监狱重刑犯越狱脱逃事件开展调查,相关问责程序也已启动。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陈达超称,将反思内部管理工作隐患,加强内部管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事件发生后,最高检监所检察厅密切关注事件进展,要求广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开展调查,严肃查处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渎职等职务犯罪。

广东省检察院迅速派员赶赴现场核实脱逃事件具体情况,指导当地检察机关开展案件调查。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陈达超表示,北江监狱正在进行改造,一栋废弃的建筑未及时拆除,挡住岗哨武警视线,也是李孟军得以逃脱的原因之一,“这说明我们监狱在内部管理上、在隐患整治上存在着漏洞。” 据了解,广东监狱把监管安全工作情况作为主要考核内容,对发生监管安全事故的单位和领导实行一票否决。若依照此规定,有关责任人或面临处分决定。据统计,在近几年媒体报道的越狱事件中,越狱的罪犯绝大多数都是重刑犯,其所犯罪名涉及故意杀人、抢劫等重罪,以涉毒、涉黑、涉枪、严重暴力、团伙等恶性犯罪居多。

因重刑犯实际执行刑期相对较长,改造信心不足,感觉没有盼头,而且很多重刑犯人格特征高度危险,感到出狱无望,进而铤而走险越狱或者在狱内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增大,给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广东监狱实施的是混合式关押模式,例如北江监狱,关押的犯人中既有重刑犯,也有轻刑犯。一名监狱系统内部人士认为,混合关押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同类型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同类罪犯之间深度感染的情况,从有利于监狱安全的角度,迫切需要对高危重刑犯特别是死缓犯实行单独关押、高度戒备。

“设立一所高度戒备的监狱,关押重刑犯罪分子,这也是监狱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位内部人士表示,高度戒备监狱应当远离市区,监狱的围墙标准和外围安全设施都要执行更高的标准,狱内监控设施无死角全覆盖,对服刑犯人的限制也会更多。记者从广东省监狱管理局获悉,设立高度戒备监区的想法由来已久,目前已选好了一所监狱,计划先试点成立一个高度戒备监区,用来集中关押高度危险的罪犯。高度戒备监狱收押包括有严重人身危险倾向的罪犯,这些罪犯可能多数是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缓二年执行,累惯犯或者其他有明显危险情节的犯人。

讯 (记者魏丽娜) 近年国内 6宗越狱案 越狱罪犯 共有 19名 1人被击毙 其余归案 越狱地点 2宗从看守所脱逃 其余发生在监狱 越狱方式 8人打晕警员后拿走钥匙 1人开吊车冲破围墙 2人在晚上劳动时钻下水道 7人杀警后越狱 1人用自制绳索翻墙 伤警程度 3宗越狱有伤警杀警行为 2宗杀死民警并抢走警服 问责处理 相关负责人均被免职停职 最重因玩忽职守罪获刑3年。

韩城市交通运输局会议室每周一都有例会,可这周周一早8点,治超办孙主任没有到会,而且找不到人,打电话也不接。可紧接着就出了大事! 一名司机说该局的王局长被人捅伤,身上留着血,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大白天里在单位捅伤局长。就在大家慌乱的时候,有人说应该是因为早会迟到的事情,孙主任被王局长给批评了一通,随后孙主任离开了文化活动室,可没过多长时间,孙主任又再次返回文化活动室,紧接着二人就扭打开来。王局长身上有6处刀伤,因为失血过多经过手术已经送进重症监护室,目前生命体征比较平稳。孙主任今年42岁,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目前单身,住在单位二楼,事发地是在单位二楼的文化活动室,当时只有他们两人。

记者来到韩城市公安局了解到,孙主任正在接受询问,警方已立案。

陕西不断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2011年共查办各类职务犯罪嫌疑人1438人,同比上升0.5%。其中,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1145人,渎职侵权犯罪嫌疑人293人。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陕西省检察系统坚持标本兼治,依法查办发生在重点投资领域、资金密集型行业以及土地使用权出让等环节的职务犯罪;查办和积极预防民生领域、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执法管理中的职务犯罪等。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67亿余元人民币。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太平表示,2012年,将继续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依法规范侦查活动,做到文明规范办案;加强侦防一体化机制建设;健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促进廉政文化、法治文化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完)。

探讨当前中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文章具体分析了当前中国腐败所出现的新特征,并提出五方面建议,主张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其二,高官化。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

“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中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其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

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此外,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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