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总工会制定工会法律人才队伍建设三年规划


 发布时间:2021-01-23 21:08:06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研究决定深化国家法治建设。这是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小康社会建设步入关键期的重要观念转变和决策部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也带来了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如今的深化改革,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走“摸着石头过河”之路,必须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协调发展和法律保障。因此,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对于巩固既有的改革成果,并将经过改革实践检验、符合国情和未来发展的制度固定化、规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不断深化的改革,难度超越以往,需要更多符合社会公平的利益分配、规则遵循和法治保障。深化改革与法治构建,已经成为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发展的主题。如何科学把握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同样给人们带来新的思索。其实,社会变动性、改革的发展性与法律规则的稳定性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不能完全同步的矛盾乃至冲突。

这种矛盾与冲突是法律的局限性,也是任何一种作为社会调控手段的规则和制度都难以避免的现象。人们都渴望安全并且有秩序的生活,都需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有一定的预期和判断,而只有法律,才可能对此提供保障。当然,在深化改革的时期里,法律规则并不是也不应是僵化、生硬的,它要具有不断的生长性。法律一经颁布施行虽然也会呈现出其刚性、稳定性的一面,但它所确立的制度内容,却可以随着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记得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过:“真正伟大的法律体系,是那种把僵硬性、弹性独特地和似是而非地混合起来的体系。它们在自己的原则、制度和技术中把稳定的连续性的优点同进化的变化的优点结合起来,从而取得在不利条件下长期存在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在改革过程中,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做到法律规则刚性与柔性的结合。为了深化改革,作为规则的法律应当对制度的最根本部分做出规定,法律不应当将现存制度的方方面面都规制得疏而不漏。

每一项制度都有其核心内容不容改变,它奠定制度的基础和框架,也是法律调整社会生活的基点,是法律稳定性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法律又不能封闭化,应当通过科学设置,为制度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这是法律规则缓解与社会现实冲突的重要的内在机理。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不止一次地遭遇法律稳定性与社会发展变动性之间的矛盾。我国学者早年也提出过“善意”违规、“良性”违宪之类的问题,我们同样面临着坚守规则还是突破法律底线的痛苦抉择。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未曾敢对宪法和法律的价值产生过动摇。相反,我们更看重规则和制度的正面价值,哪怕是改革,也要通过合法的路径去进行,变革的价值不能也不应损害法律和法治的价值。记得曾有人撰文列举林肯在美国内战时期的《解放奴隶宣言》和罗斯福新政,用以作为西方也有改革违法和否定规则的例证。其实,林肯和罗斯福都曾站在宪法的立场上,运用法律为自己行为的“合宪性”进行过有力的辩护,这与一些人在淡漠规则(宪法和法律)思路之下所提出“改革可以突破不合时宜的法律”的思路完全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是对我国深化改革过程中法治思维的重申,也是依法推进和保障改革不偏离法治轨道的重要思想。(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游伟)。

通常以为,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法律的实施具有强制的属性。然而,这样的认识并不全面,因为法律要顺利地从文本回到现实中,同样需要人们的自觉精神。法律尽管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但是,法律的实施并不能完全依赖暴力机器。博登海默曾说:“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够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一部法律完全依靠警察、法庭和监狱来强硬推行,不仅是法律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惨。因为法律作为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本身就是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表述,法律的内容首先是事实的存在,而后才是立法的条款表现。这样的法律自然能够依靠社会本身的力量得以贯彻落实。不然,仅仅只是借助外在力量推行的法律,必定与社会相悖,甚至是与人民为敌的。好的法律来源于生活,必然能够顺利地返回生活。凡是不能回到生活中去的法律,必然不是从生活中来的好法律。譬如《婚姻法》是对日常婚姻家庭关系的反映,首先是伦理美德的存在,其次才有相应法律规范的维护。

故而,这个法律的实施,本质上就是正常社会关系的延续,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强制性力量。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通常无须政府拿着枪杆子去强迫。如果婚姻家庭关系依靠镣铐来维系,人间还有幸福可言吗?事实上,作为调整性法律规范的保障措施,制裁性法律规范总是针对少数违规者而言的。当我们说,法律不时被违反,指的仅是一些不自觉的人。监狱是不可以针对大众的,否则,监狱就是反动的。很显然,无论何种法律,倘若将惩罚利剑指向多数人的时候,那么,便是恶法。因此,要更好地实施法律,首先要做的工作绝非强固国家暴力机器。恰恰相反,警察队伍越强大,说明法律实施得越不好。监狱不断扩张,证实了刑法在经常被违反。对此,博登海默也说过:“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人们不得不着重依赖政府强力作为实施法律的手段,那么这只是表明该法律制度机能的失效,而不是对其有效性和实效的肯定。”可见,法律的实施,还要依靠自觉。也就是说,要普及法律知识,树立法律信仰。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因为,正如信仰真理的人无比崇敬、并会以实际行动誓死捍卫正义事物一样,信仰法律的人自然也会心甘情愿地做法律的仆人,并对任何挑战法律的行径做坚决地斗争。而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乃是一个人具有较高的道德境界。因此,法律较好实施的状况,需要建立在品质良好的群体之上的。德谟克利特曾说:“因为对那些遵从法律的人,法律显得是适合于他本性的美德。”一个社会道德水平很高,乃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基本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德治国绝对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否认,恰恰正是后者的一个必要保障,甚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没有素养的人,绝对不可能自觉守法;一个没有德行的国家,怎么会有法治状况? 不仅调整性法律规范实施需要人们的自觉精神,制裁性法律规范落实同样也依赖这样高尚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说,需要执法者的严格遵守。尤其是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公共权力必须置于法律的笼子之中。权力一旦离开了法律,便是对法治的不同程度损害。对违法行为——无论是何人实施的,应当如何进行处罚,以及必须给予怎么样的制裁,执法人员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而全部是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的。

这些规范自然是对潜在犯规者的警示,是对违法者惩罚的依据,但却绝不能成为对执法者的外在强制。如果这种法律规范对违法者和执法者具有相同的功能,除了说明后者消极执法之外,就是执法违法现象的发生。因此,执法者的履职不仅不能被动接受法律规制,相反地我们还要对他们的自觉精神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卡多佐在《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说得好:“法院手中的权力很大,并且——如同一切权力那样——容易被滥用;但是,我们又不打算在权力授予问题上畏缩不前。因为,从长远看来,‘除了法官的人格外’,埃利希说,‘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正义’”。执法的正义,来自于正义地执法,是执法者良知的使然。如果执法者守法的自觉程度逊色于普通百姓,法律的实施仍然要依赖刑罚的恐吓,就会陷入在实施强制的人却要被强制的怪圈之中。这既是执法者的堕落——你们内在的善到哪里去了呢?还是国家的不幸——被动消极执法是亵渎法律的渊薮。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公职人员把自己的意志置于法律之上,管理制度就会染上不治之症。

”(温斯坦莱)。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其危害甚于布衣违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执法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守法,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守法,自觉精神就显得尤为珍贵。不仅如此,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如此漫长封建专制历史、缺少法治文化的国家而言,强调执法者守法的自觉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文化的延续性,官本位、权力至上的腐朽落后意识,很难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彻底清除。因此,要使法律真正具有生命力,强化执法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增强执法者的法治意识,无疑是一个必要条件。总之,法律的实施,无论调整性规范,抑或制裁性规范,都需要高度的自觉精神。尤其是执法者,是否严格依法办事,“人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人们法治意识匮乏,总是消极对待法律,法律在通往现实生活的道路中,就会遇到巨大的障碍。(苗勇)。

法律 工会 人才队伍

上一篇: 女子声称被工友强奸 监控显示两人进酒店开房

下一篇: 基金会领导收200万办公墓指标 为多人办北京户口



发表评论:
相关阅读
热点话题
网站首页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 2012-2020 柳暗资讯网 版权所有 0.29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