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华:积极稳妥推进设区市地方立法


 发布时间:2021-05-12 20:10:31

“法治”成为此次会议的重中之重,市委书记任学锋作专题讲话,称“依法治市是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事实上,广州正就此做出种种尝试,包括编制政府权责清单、司法判决书上网等等。此次会议宣示,广州将在以法律管理城市方面进行更深层次改革。相较于经济问题,“法治”在此次广州市委全会中更被凸显。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意见》被视作建设法治广州总纲;市委书记任学锋作专题讲话,全面论述依法治市内涵;会后新闻发布会也反复谈及依法治市措施。任学锋在专题讲话中强调,将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

发挥人大、党内、社会的多层次监督作用,绝不允许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干涉执法。进行审判制度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监督员机制,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用法治体现道德观念,强化道德底线。根据此次会议通过的相关《意见》,广州将进一步完善立法咨询专家制度,每项法规都须经过专家论证;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重大事项决策的立法项目,均须举行立法听证会;健全人大代表议案、建议与制定立法计划、修改法规相衔接制度;拓宽公民参与立法途径,运用互联网建立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固定平台和渠道等。

此外,广州将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编制市、区、镇政府权责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行政职权、职责范围、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对行政执法效果进行民意评价。实现全市行政复议决定网上全公开。今日广州市委十届六次全会结束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市检察院、市法院相关负责人回应司法防腐反腐问题时表示,今年将加大对监狱的监管力度;实行审判过程全程录音录像;两级法院改判的案件需进行交叉评析;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打探案情要进行登记。据悉,广州市法院去年网上直播庭审案件2000多件,公布了14万件法律文书。

今年将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力度,保障律师和诉讼参与人的权力。(完)。

山西省从即日起正式建立依法经营联席会议制度,由工商部门牵头负责建立依法经营联席会议机制,协调推进市场主体依法经营。据介绍,8月19日,山西省委“依法治省”领导组依法经营联席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推进依法经营、深化法治山西建设的实施方案》(简称《方案》)和《推进依法经营深化法治山西建设2013年重点项目规划》(简称《项目》)。今年5月24日,山西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部署深化“法治山西”建设工作,调整充实依法治省领导组及办公室,建立了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经营、基层民主法治、普法和依法治理六个联席会议机制。增补山西省工商局为领导组成员单位,并牵头负责建立依法经营联席会议机制,协调推进市场主体依法经营。

依法经营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由山西省国资委、经信委、商务厅、中小企业局四个市场主体主管单位和山西省环保厅、工商局、质监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地税局、国税局、物价局七个市场经营活动监管单位组成。主要负责通报促进依法经营工作开展情况,研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工作意见、建议;组织成员单位交流开展促进依法经营的情况,协调处理全省促进依法经营工作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全省企业经营领域法治建设等工作。根据《方案》和《项目》的规划,由工商部门牵头协调,对制定《山西省企业登记改革创新指导意见》、建立山西省企业负担网上直报体系、建立国税12366短信服务平台、清理整顿行政事业收费、流通业部分行业标准制定工作等十一项重点项目,以项目化管理方式,推进依法经营工作的开展。

(完)。

最近,作为“五五普法”验收检查组的成员,有机会到相关单位和地方去“观光”当地的普法成果。成果当然很辉煌,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一直到依法治水、依法治矿、依法治校,都通过普法而得到了推进,这个大家都知道,也就不用我再废话了。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普法的内容及沿途的“法治标语”。一路上,诸如“乱砍滥伐要判刑,烧山要坐牢”、“严厉打击××犯罪行为”等标语时不时会撞入眼帘,提示这里浓郁的普法氛围。深入乡村,这种标语就是普法中的常见形式和重要手段了,因为其简洁明了,乡民能够一眼就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据报道,许多地方的普法标语也都差不多,比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私设路障违法,拦路抢劫判刑”之类。让人看后多半会心惊肉跳,对法律油然而生畏惧之感。突然之间,就想起我在农村的那些父老乡亲,每每和谁(大抵是有点权位者)有点矛盾冲突,往往一句话就脱口而出:“老子又不犯法,你能把我怎么样!”。于是联想:法律,在我们这个乡村社会的纯朴农民们的心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估计具体形象会很复杂。不过,法律固然是打击“坏人”的,但从乡民的心理上来说,大家必然敬而远之,惟愿这一辈子不要和“法律”打上交道。

虽然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信息的传播,情况有所改观,但总体而言,这一点仍然在乡民心理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实际上,从中国社会法律治理的历程来看,真正引起乡村重视的是刑事法律。这与传统的“有刑无民”、轻权利重义务有关,也与传统乡绅治理的消失有关。但建国已历60年之久,此一心理依然强势,则必须从“一五”至“五五”普法教育的内在理念进行反省。其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普法是让人们知道法律是自己的权利保障依据,还是法律乃预防、打击犯罪或设定公民义务之国家工具? 这关系到普法者的普法是以实现威权管理为目的还是以实现深层次社会治理为目的。

或者说,普法教育是以“权利”为本位,还是以“义务”为本位。很显然,目前的普法教育,基本是以如何让人们守法,以便于对社会进行有效率的管理为目的而设计的。于是,在普法教育的过程中,多是对公民义务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强化对法律强制性的“放大教育”,并以此为主进行普法教育重点内容的拟定。包括普法的形式,也都由此决定。每一年,都会进行相关的公审公判甚至公拘公捕大会,组织者认为是对“群众”生动的普法教育。此一点我并不否认,但强硬的普法教育方式,确实阻碍了公民一睹法律“美妙的一面”,阻止了公民亲近法律之心。

事实上,由于权利意识在普法教育层面的“地位”不高,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法治化进程。目前,困扰各级政府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信访问题,有趣的是,上访者多是来自底层的普通群众,也即历来普法教育的重要对象。在上访过程中,各级信访部门多会苦口婆心地请上访者“相信法律”,走法律程序。事实上,确实有相当多的上访事件,本应从司法上进行解决,或者从法律程序上进行解决,但理虽如此,却依然挡不住人们信访的脚步。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法律在他们的心中,就是“打击坏人”的,我“没有犯法”,关“法律”什么事?这不能不说是对长期以来普法教育成效的讽刺——指望通过普法教育提高管理效率,结果却因此而导致管理效率被拖住了后腿。

虽然不能把这一问题完全归结于普法教育上,但作为一项积极的法治社会建设措施,其问题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普法教育中,其实最应当考虑的是法治意识的建立,而不是法律条文的普及。法治意识的建立,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公民亲近法律,视法律为“日用品”。要让人觉得可亲,就不能只令人感到畏惧。如此便需要在普法教育理念中,必须以“权利”为本位。当建立起真正的权利意识时,法律义务意识的建立就成为必然结果,权利行使须与义务履行并行必会成为共识,法治意识也就顺理成章了。少年时,我们邻村一个人犯了死罪,当时被押到村里进行公判,几个村子的人都被通知去“接受教育”。

那人被判死刑后当场执行枪决,黑洞洞的枪口便成为我对法律的第一印象。后来深入学法,自然明白了真正的法并不是那个枪口。不过,恐怕参加过类似公判公开执行的人,身后都冷嗖嗖的吧!而如今一些“依法治理摊贩”、“依法拆迁”所表现出来的“普法”形式,又会给人怎样的心理暗示? 如果法律一直给人如此可怕的面孔,又如何能指望人们亲近她、相信她并尊重她?廖德凯。

依法 治省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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