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告:气候灾难加剧多种族国家武装冲突风险


 发布时间:2021-04-21 15:28:40

若另外的国家照搬中国模式,那会以失败告终,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但从国际公认的经济学来讲,中国的成功能解释得通,因为其特殊的经济模式赖以构成的要素是普遍的。一年来,有关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能否成功引起诸多争议。而今天,这个问题已尘埃落定。在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体出现萎缩的情况下,中国今年将取得8%的增长率。而且,正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所说,“这种飞速增长是可持续的吗?当然!” 在这种成功到来前的30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年平均增长率达9.8%。中国的城市投资一年里增加逾30%,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投资却在下降。

中国的银行贷款逆势增长,而在英国和美国,贷款的缺乏阻碍了经济复苏。而且,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丹尼·科尔教授不久前指出的,在过去25年里,中国对世界消除贫困的贡献率达100%。不过,一方面中国强调其经济制度具有“中国特色”,不寻求把其经济模式推向其他国家,政府说他们的职责是带领13亿人口的国家发展经济。但与此同时,中国认为其自1978年的政策遵循了“经济规律”。这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当然,中国特定的政策组合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确实具有“中国特色”——如果有人试图想去怀疑这种特色那就太愚蠢了。若另外的国家照搬这种模式,那会以失败告终,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

但从国际公认的经济学来讲,中国的成功能解释得通,因为其特殊的经济模式赖以构成的要素是普遍的。虽然中国不想推广其经济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不能从中汲取经验。类似的分析显示,首先,中国之所以应对金融危机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的政策不仅在实际中行得通,而且从经济学理论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其次,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种经济政策的构成要素,可以成功地用于议会民主制国家。这里有必要澄清这种政策的关键要素——不仅考虑到中国的实际运用效果,也考虑到源自欧美的经典经济学理论。首先是中国的政策符合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原理。英国19世纪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初阐明,劳动分工对提高生产率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已被现代经济学证实。

在现代经济中,劳动分工必然是国际性的,高水平贸易是参与劳动分工及从规模经济当中受益的惟一途径。在中国经济中,高水平贸易对其“开放”进程至关重要。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战略,不可避免导致资本利用率和生产率低下,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其经济模式的必然一环。其次是中国高度的投资水平。现代经济学研究证明,在劳动分工确定之后,经济增长的最大要素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这不仅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也适用于发达经济体。第三点对于金融危机具有决定性——现代经济学认识到,造成衰退的主要力量是投资下降,因此主张通过低利息率及短期预算赤字克服投资不足。

但现代经济学还认为,“一定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被证明是确保最大程度充分就业的惟一手段。” 但在一个完全由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体中,这种“一定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不可能发生。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决定性优势在于,它不必依赖间接手段(降息和预算赤字)来影响投资。中国可以通过其庞大的国有公司部门增加投资,命令其国有银行贷款。而在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还在徒劳地请求英国银行增加贷款。中国的经济政策确实极具中国特色。但这种政策赖以构成的基本要素,符合公认的经济学规律。(英国《新政治家报》John Ross 译者/古雷)。

“中美国”的概念,由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于2007年在《买下中美国》一文中首次提出,随后他又多次撰文阐述这一观点。2008年12月,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中美国”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文章,认为“中美国”这个概念是指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他把“中美国”比作中美两国之间的联姻。他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婚姻就像我和我的老婆”,好比一个家庭里“男人挣钱,女人花钱”一样。这里的“男人”是中国,“女人”就是美国。他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危机是由于资本过度流动,并担心由于中国的崛起导致全球失衡,“其实不用担心。因为美国和中国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这就是中美国”。接着,他进一步解释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不平衡的,而更多的是一种共生关系,即东方的‘中美国人’储蓄,西方的‘中美国人’消费;东方的‘中美国人’加工生产,西方的‘中美国人’提供服务业;东方的‘中美国人’出口产品,西方的‘中美国人’进口产品;东方的‘中美国人’积聚外汇储备,西方的‘中美国人’乐于过赤字生活,印制东方的‘中美国人’渴望的美元债券”。

他说:“这是一对极好的联姻,相互补充。” 读了这段话,人们就不难理解弗格森为何要连篇累牍地兜售他的“中美国”了。“中美国”同“两国集团”论一道,与“利益攸关方”和“责任论”一脉相承,都是“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翻版,是遏制中国、改造中国的新战略。“中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赤裸裸地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弗格森所描述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格局只是暂时现象。中美根本不可能成为“联姻”,所谓的“中美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首先是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年来,我们许多人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处理国家间关系不要以意识形态划线曲解为淡化甚至取消意识形态的斗争。然而,美国和西方国家却始终不但没有淡化而且还在不断加强意识形态的斗争,始终没有放弃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放弃对我国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没有放弃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和主权的侵犯,美国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和主要潜在威胁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早在他的著作《勇敢的希望》中清楚地写道:“要在战略上保持一种军事态势,以应对中国可能带来的挑战。”奥巴马政府的新任国防部长盖茨今年1月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地把中国列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由于美国舆论长期的反共和反华宣传,美国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也很盛。据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08年12月为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提供的书面发言中说:“根据民意调查,美国有1/3的人认为中国‘将很快统治世界’,有将近50%的人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大概就是美国多数网民反对中美“两国集团”和“中美国”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怎么可能“联姻”呢? 其次,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方面差距太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如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只有美国的1/5,中国的人均收入差得更远,为美国的1/13,中国的军费预算仅相当于美国的7.51%,中国科技水平在许多尖端领域比美国至少落后一二十年。美国怎么可能容忍中国与其平起平坐呢?! 客观地说,若中美结成“两国集团”或“中美国”,不能说对我国一点好处也没有——经济上分得一杯羹,展示中国地位的上升,缓和两国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结合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是致命性的和战略性的。首先,它将严重损害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脱离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一旦脱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旦有事,将孤立无援。今天我国在国际上所以有一定的发言权,除了主要是我们的国力不断增强外,还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我们一边,他们是我们依靠的对象。

第二,在经济上即使不把我国变成美国的附庸,也将严重制约我国的发展,尤其将严重制约我自主创新。如果按照弗格森期望的那样,永远维持现在这种由中国向美国提供廉价商品,又把赚来的钱购买美国国债,让美国人不用费力地去消费、享受的这种他所认为的“最佳模式”,那我们就难以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我们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也无法实现。(钱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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