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者兴趣不减 网上搜索澳洲房产频率大增


 发布时间:2020-11-22 07:57:21

启动“小候鸟计划”,旨在带领欠发达地区贫困家庭的留守儿童走进城市,实现与父母的团聚,并与北京学生结对帮扶。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是由中国侨联发起,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此次“小候鸟计划”将带领留守儿童去往国家博物馆、故宫、国子监等地,参加爱国主义教育、文化博览、名人与中国文化交流研习等活动。结对的北京小伙伴及家长还将帮助留守儿童了解北京人的家庭生活,感受家的温馨。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指出,梦想公益基金能够帮助家庭困难的青少年及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积极进取,为有志青少年搭建梦想的舞台和通往世界的桥梁,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助力“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

启动仪式现场,爱心企业北京北方军华测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滨海金地矿业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分别向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00万元整和80万元整,书法家靳军民等文艺界人士捐赠了自己的作品。梦想公益基金发起人魏庆辉说,公益事业的推动不再是原本简单的捐款捐物,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需要意识到“共创、共享、共精彩”才能优势互补。希望将海内外的企业家、艺术家、媒体人、教育界人士凝聚起来,用爱心回馈社会。梦想公益基金还将定期举办公益性的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和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艺术交流,发现和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技艺传承人。

(完)。

4月24日的该报上的一则新闻“870中国客工准证突取消”,再一次涉及到了劳务这个行业。通读全文,感觉到这次的罪魁祸首又是“中介”。这个行业里充斥着各种丑陋面,各个环节都面对道德、良心甚至法律的冲击,以至于笔者宁愿无业,也要逃离这个深渊。此文谨以来自中国的客工为例。文章摘录如下: 首先,来看一下一个中国工人要来新加坡工作的整个程序。大体上所要面对的是:国内中介-新加坡中介-雇主。他先要向国内中介报名,等待面试(包括电话面试,视频面试,有时雇主会派人到中国现场面试),国内中介将资料发给新加坡中介,新加坡中介负责在新加坡找雇主。面试成功,新加坡中介负责申请工作准证;批准后国内中介负责安排行程,工人交中介费;新加坡中介负责接机、安排体检、送到雇主那里报到。

之后,这个工人就可以正式做工了。以上过程适合大多数工人的情况。如此明了的过程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状况。为什么中介费那么高? 上面的新闻中提到,受影响的客工中,中介费最高达1万2000元,最低的也有5700元。这些费用都让谁赚去了?为什么中介费那么高?其实这里面有诸多因素。3年前笔者刚刚入这行的时候,劳务市场刚对中国开放,那时新加坡中介收的最高的中介费是4000元(以笔者曾经工作的公司为例),正因为这个新兴市场(当时主要涉及餐饮业)利润高,致使很多人都转做了这一行,也使现在的劳务中介良莠不齐。中介多了(不管有执照的还是没有执照的),大家就要抢生意,于是有人开始私底下给老板塞钱了。老板的胃口越大,新加坡中介给中国中介的报价就越高,直接导致了中介费的水涨船高。

大概半年前,媒体对老板收钱的事进行过一次广泛的探讨,人力部出台或强化了一些相关政策。然而笔者看来,正是这次讨论,不但没有把这种现象遏止,反而使其更加恶化。因为当时收钱的老板都是餐饮业,报纸一报道,等于“通知”了其他行业的老板,“噢,原来聘用中国员工还有这种好事啊!”于是乎,制造业、服务业等只要能聘用中国劳工的老板都开始尝试要钱。中介费如此高的原因,还因为中国中介分很多级,工人可能是通过了好几级中介才到了真正与新加坡中介直接联系的中国中介,每一级中介都要赚钱,所以中介费自然高了。另外,新加坡中介也是存在转介绍的情况,一个职位可能是从另外一家中介公司拿到的,只是总体而言,没有中国国内中介那么多级。为什么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半年前人们就知道老板收钱是个公开的秘密,为什么这种现象到现在还存在?依笔者看,关键在于人力部的一条政策上:老板收钱,要罚款或坐牢,以后一段时间内不可以再请外劳;中介给老板送钱,人力部准证吊销,2万元押金没收。

此政策本身没有错,新加坡法律严明,谁犯了错,都要受到惩罚。可是这是一条互相制约的条例,因为“送钱”这个行为只是发生在老板和中介之间,一旦发生,两个都罚,那谁会主动去投案举报呢?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以现金来往,不走支票或过账,以至于根本就没有证据。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要想遏制这种现象,就必须放宽一方,鼓励一方举报另一方。笔者倾向于先放宽中介一方,严厉制裁收钱雇主,鼓励中介举报主动收取费用的雇主。雇主才是源头,只有抓住了源头,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最后,依笔者看来,目前的劳务市场(这里主要针对中国劳务)依旧混乱,没有行之有效的规定来规范大家的市场操作,大家为了经济利益而无视法律的约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具体规范起来中的细节问题相当复杂。

要想建立起一个健康的,良性循环的行业,还需要各方的努力,不管这个努力是在法律上的,还是道德上的。笔者呼吁,收钱的老板们,别再把请中国工人当成“赚钱”的一种手段了。劳工们遇到问题,一定要用正确的途径表达意愿,问题肯定可以解决,要相信新加坡政府和法律。(李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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