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一中学教学楼外墙砖脱落 家长质疑安全


 发布时间:2021-01-22 14:29:23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借着感恩之名,广西浦北县的龙门小学进行了一场煽情的推销。前天中午,龙门小学的一名家长拿着两本书向媒体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说,前些天,龙门小学向家长们发出一份家长会邀请函,上面写着“感恩·励志”的字样,要求家长必须参加。在活动现场,几名自称来自北京的专家,轮番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很是煽情,许多家长、学生都流下了眼泪,可等到活动的最后,专家们收起感恩露出真容,要求家长们买书,家长们这才蓦然发现,所谓的感恩演说,原来是为了推销书籍。两本书加起来要100块,家长们敢怒不敢言,这可是学校送来的邀请函,而学校,也是敢怒不敢言,校长李家富说,第一次自己拒绝了演讲团来学校的申请,可后来县教育局打了招呼,学校不得不开了“绿灯”。

现在线索牵到了教育局,教育局却说,买书纯属自愿,并不违反相关规定。是真的不违规吗?按照国家义务教育法有关规定,学校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学校、教育部门请别说,对规则不理解。

“谁能告诉我下一个工种是什么” 元明今年22岁,对农村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尴尬的年龄。在乡下,22岁意味着一个壮劳力。这个年轻人的婚房去年盖好,按照风俗,娶妻生子就在三五年内。不过,听上去他对村里的土地没有依赖。“干什么不比种地强?谁还会回来种地!” 2006年,从山东省平度市一所中专学校毕业的元明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这一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是95.6%。同一年,中职教育招生规模达到750万人,其中农村生源超过500万。在整个中国,初中毕业生没有进入高中阶段的,主要在农村。3年来,元明有过7份工作,保安、汽车钣金工、治安联防队员、车床工、木工、电工、汽车喷漆工。

不过直到如今,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个工种会是什么。如果说这些工作的相同之处,那就是都只有微薄的薪水,没有劳动合同,而且所有的地点都在青岛、烟台等胶东地区,距离老家都不足200公里——“还没出过山东省”! 对中国的农村青少年来说,读书的最大动力是“跳出农门”。但一纸中职学历无法帮元明实现这样的跳跃。2004年秋,初中学历的元明进入中专读特警专业。200多名同学编为4“排”,练习散打、站军姿、整理内务等。“主要是军事课,文化课是次要的——睡觉也行,没人管。” 在这所学校,学生们等待的是“三证换一证”,用微机、英语、专业等级证书“换”毕业证。根据元明的回忆,这些证书得来全不费工夫。

“英语口语考试就是简单的 ‘goodmorning(早上好)’等,笔试给了答案;电脑,还有不会打字的也过了。调皮捣蛋的有的是,学习好的没有念这个学校的。” “为什么念中专?”对于这个问题,元明的回答通常是:“有了中专毕业证书,总比初中学历好。” 2005年冬,元明进入毕业季。这所学校的特警专业“特吃香”,很多用人单位到校招工“都招不到”。“教官说,给你3次分配的机会,如果第一次觉得不行,还可以给你分配。” 与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元明成了一名保安员。一家大型物业公司为他提供了千元的月薪,包吃包住,见习期3个月后正式签约。在他工作的青岛黄岛开发区的那个产业园,上百名保安多数是中职学校学生。

可见习期未满,元明就提出辞职。“我们学校去了8个,最后都走了,我不是第一个。也没让学校继续找,我干够保安了。”“每天只睡5个小时,天天挨冻。丢了一样东西就要开会,被褥必须整齐,起皱就要扣50块,鞋摆不整齐再扣50。” 那是2006年春节,元明还有半年毕业。正月初八,他经同村人引荐,在烟台龙口市做了汽车钣金学徒,月薪只有100元。因为“感觉厂子要黄了”,两个月后他经一名同学介绍,到平度市的一个街道派出所当维护治安的联防队员,月薪400元,2007年春节离职。在此期间,他考取了驾照——如果有机会,可以做一名司机。仍是经人介绍,2007年正月,这名中职毕业生来到莱西市一家汽车配件加工厂,干车床工,还是学徒。

这年中秋节后,他又到青岛市城阳区的一家木制品公司,成了一名木工,月薪千余元。2008年春节,他再度辞职,原因是:“我负责组装门,由于全部电脑化控制,没学到技术。” 2008 年,同村人介绍他到即墨市的一家建筑公司干工地电工,月薪1000元。“干工地电工有时晚上干到3点半,第二天6点开始干。整宿蹲着在工地,下管子。”这年11月,他又有了新的目标,在龙口一家汽修厂学习汽车喷漆,月薪不足500元。他听说,出徒之后月薪能达到1500元以上。记者问他:“你为什么干了这么多学徒?” 他回答:“年轻时你不多换两个,你知道你适合干什么?有几个一干到底的?试试,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 “你学了这么多技术,哪个是对你有用的?” “我觉得哪个都有用。

”“你为什么不去更远的地方打工?”“我为什么要去,不认不识的?”“你以后干什么?”“什么挣钱干什么。”“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 “挣钱的轻快的,就是好工作。一没有技术,二没有文化水平,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这次你预计干多久?” “我打算干一辈子,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大的决心——有更挣钱的肯定去。”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元明切身感到了寒意。他所在的汽修厂经常遭到客户压款,工人工资于是常被扣压拖欠。不过,当与村里的年轻人在一起时,他很少谈起这些。在他的村子,元明大概有20个同龄人。两个正在读大学,其他的有15人曾在中职学校求学。有的白交了学费,但“觉得没前途”,没去入读。

其中有7人从职校毕业,专业有计算机、会计、特警、机电一体化、报关、食品、电子。他们毕业后,都外出打工了。元明听说,有人干上了传销,好几个人无所事事,都在外面“漂” 着。而他自己,也没有任何积蓄,与父母的期待相去甚远。只有在每个春节,他们才会不约而同回到村里。为了这些实际脱离土地但又艰难立足的子女的前程,长辈们表现得忧心忡忡。可元明这样描述这些年轻人的聚会:“见面后都说大话,站在大街上吹牛,连吹带蒙。”“在一起,从来不谈将来。” (文中主人公为化名)本报记者 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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